---------------------------------------------------簡介《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並論全球化
林瑞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擁有很多共通點，其中之一就是很喜歡稱譽教宗保祿六世為「偉大的教宗」。
一九六七年，教宗保祿六世，有鑒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民族尋求脫離殖民統治的運動如火如茶，成就驕人，但另一方面新國家又未能擺脫貧窮及國內外紛爭，內戰及國際交戰連綿不斷，於是發表了著名的《民族發展》通諭，帶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發展是和平的新名字」。（民族發展76），提出扶助弱小民族作可持續發展，才是建樹世界和平的真正方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紀念《民族發展》通諭頒佈二十年，發表了《社會事務關懷》通諭，除了再次肯定《民族發展》通諭的劃時代及超時代意義外，更審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經濟困境對貧富各國的衝擊。
二零零九年，正值世界又一次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教宗本篤十六世寫了一篇綿長而生動的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以下簡稱「真理中」），指出解決問題之道，同時向兩位偉大的前任致敬。誠如本篤十六世所說，歷來只有教宗良十三世一八九一年發表的《新事物》通諭，曾受到同樣的高度推崇。（真理中8）
這是本篤十六世任內第三道通諭，亦是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一年發表《百年》通諭之後的天主教會最新一份社會訓導通諭。新通諭頒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廿九日，正式於七月七日以意、法、英、德、葡和西班牙文面世。中文譯本亦已於九月中面世。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回應了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指出要消除世界飢餓問題和推動真正的民族發展，便得顧及相關的倫理價值；基督徒務必履行愛德，此舉讓人明白要建設美善社會、要追求真正而整全的發展，基督信仰的價值是不可或缺的。
新通諭要處理兩項重大問題：每一個別人的價值的問題，以及整體人類前景的問題。（真理中18）為教宗本篤十六世來說，這兩個問題深刻相關相扣。因此，維護生命尊嚴及生命權利，成了維護社會公義的基石。在這理念下，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祿六世發表的的《人類生命》通諭及一九七五年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喻，又成了天主教社會訓導的重要註釋。(真理中15)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洋洋大觀，筆者希望稍後有機會與讀者逐一探視主線部份的各項問題，包括利潤、自由經濟問題、科技與經濟，以及天主教信仰如何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等。主線問題以外，很多細節亦寫得非常精彩，例如：
－墮胎與安樂老如何損及真正的發展（真理中28，下同）
－宗教自由與經濟發展的關係（29）
－公民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38）
－援助機構佔用援助資源的問題（47）
－譴責「色情旅遊業」對民族的傷害（61）
－推廣「有尊嚴的工作」的概念（63）
－商品的「公平貿易」原則（66）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與全球化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當中，著墨最多的單一議題，大概會包括「全球化現象」及「全球化進程」。天主教會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及壓力團體不同，教會並不視「全球化現象」為一件壞事。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首先引用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宗座社會科學院所發表的名句。「全球化，在本質上並不屬於善或惡，它端視人們如果處理它。」(42)
在《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中，教宗指出問題所在，「社會愈來愈全球化，這令到我們成為鄰居，卻未有使我們成為手足。理性本質上有能力抓緊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性，並維持他們在社會上共存的穩定性。但理性並不能建樹友愛。」（19）
不過，教宗也不忘提出人們的誤解，「有時，全球化會被理解為一個致人於死地的名詞，似乎其所涉及的能量是不知名的反人性力量或獨立於人性意向以外的體制所產生的力量。」（42）
全球化有其價值
然而，實質上卻是，「在有形可見的（全球化）進程中，也反映出人類本質上是愈來愈相互緊扣的；是由無數個人及民族合在一起，承擔個人及集體方面各自的責任，才使這（全球化）過程能締造出裨益及發展。」（42）
因此，教宗警告說，「盲目反對全球化，會是一項錯誤，亦是帶有偏見的看法，將無法體認出全球化進程的正面價值，因而可能失卻借助全球化而促進人類發展的眾多機緣。」（42）
教宗同時提出全球化現象的正反兩面，值得我們深思。「全球化進程，當得到正確的理解及引導時，將有機會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開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但假如全球化進程受到惡劣的引導，將會帶來更多貧乏及不平等，甚至觸發一次全球的危機。因此，必須糾正目前錯誤的手法，這些錯誤十分嚴重，引致民族之間及民族之內出現新的分裂。我們亦應設法確保財富的再分配不會引發赤貧的擴展及增加。假如目前的處境得不到良好的處理，這樣的危險將確實存在。」（42）
教宗指出，「國際邊界的解體，不光是一個物質性的事實：它在原因及結果上都是一項文化事件。假如我們用命定論的觀點去了解全球化進程，則會喪失正確審量及帶引全球化進程的準則。全球化進程確是人類實況，是多元文化的產物，必須由人們加以辨別。」（42）
全球化引伸出的問題
全球化的使命之一，就是對貧乏的民族伸出援手。「長久以來，不少人認為貧困民族的發展應停留在某一階段，亦應滿足於已發展民族對他們的善心施予。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強烈反對這種觀點。」（42）
「今時今日，世界可用於拯救民族脫離赤貧的資源較往日豐富得多。但往往這些資源都操控在已發展的國家手中，他們反過來是從資本與勞力在世界的自由流動獲益最多的一群。」（42）
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提到全球化之下的國與國之間不合理問題，「在許多國家的預算案政策，往往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而被迫削減社會開支，結果讓他們的公民束手無策地面對種種新舊的風險。這份束手無策，亦因為工會組織未能對他們提供有效保護而日益惡化。」（25）
本篤十六世提到，一如若望保祿二世所觀察到的，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分野已不如《民族發展》通諭發表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麼清晰。世界財富的絕對值不斷增長，但不均等的現象卻有增無已。（22）以致「在某些較窮困的區域，卻有一些群體享受著『超前發展』的待遇，他們的浮奢及消費主義行為，與當地周遭持續出現的人性受損所產生的對比，絕對使人無法接受。」（22）
放眼神州大地，在人均年收入約一千五百美元的低水平的光景下，不少富豪竟然以「一飯萬金」互相攀比，其實背後正埋藏著大量生態受損人文生活受到嚴重剝削的財富傾斜，這正是教宗要譴責的不合理現象。
「全球化要經過一段過渡時期，充滿困難險阻，要克服這一切就一定要掌握那以人為本及道德的精神，這精神從人心的深處，把全球化推向整個社會更團結及更符合人的本性。」(42)「可惜這精神屢次被個人和功利的道德觀和文化取態所推翻、所窒息。」(42)
「今日世上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宗教派別，由小團體甚至個人組成，還有一些混合宗教，形成一股離散和缺乏承擔的風氣。全球化可能有的一個負面效果是助長這類混合宗教，滋長某些所謂宗教，把人們彼此隔離而不是使之相遇，更使他們與事實脫節。」(55)
本篤十六世引用保祿六世在《八十周年》公函中所論述的，「全球化進程會使意識形態被科技發展所取代，並讓科技成為意識形態力量，人類就會受困於一個先驗的判斷中，使得人們不敢面對存在及真理的領域。」（70）
全球化與傳播媒體的責任
在種種新事物中，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提到傳播媒體與全球化的關係。他說，「基於傳播媒體最基本的重要性，在於有能力改變人們對人對事的取態，因此我們必須仔細反省其影響力，特別是涉及全球化進程中的倫理文化，以及民族在團結共融中的發展。」（73）
有關普世教會對社會傳播媒體的訓示，有三份教廷文告值得大家首先閱讀，第一是梵二文獻中的《社會傳播工具法令》（中譯本作「大眾傳播工具法令」）；第二是一九七一年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發表的《溝通與發展》（Communio et Progressio）文告；第三篇是教宗本篤十六世本人去年發表的普世傳播節宗座文告：《自我宣傳抑服務他人──今日媒體何去何從》。
教宗在二零零八年的文告中清楚提出，「傳媒以反映現實為名，會把那些歪曲了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模式合理化，或把它們強加於人身上。」（2008宗座文告 2）
「今日媒體越來越不只反映真相，而是主宰真相。」（2008宗座文告 3）
「媒體可以及必須對宣揚人性尊嚴的真理作出貢獻，並抗衡那些傾向於否認或摧毀人性尊嚴的人士。我們甚至可以說，尋找及展示有關人性尊嚴的真理，構成社會傳播的最崇高使命。」（2008宗座文告 5）
教宗秉承前人的智慧而加以發揚的，在於清楚界分「真相」與「真理」的區別。教宗要求傳播媒體傳達的核心是真理及人性尊嚴。明白到這一點，我們對以下的段落就更當有更透徹的掌握。
「既然全球化進程及民族發展必須考慮倫理氛圍，傳播媒體的意義及目的，亦應從人類學視野中去探索。這表示我們不但要幸賴於科技發展，提高了資訊交流的可能性，而達致文明的效果，更在一切之上有賴合乎人性的，其反映真正的普世價值。」（73）
「單就社會傳播工具提高了人際連繫及思想傳遞的可能性，並不就能促進自由，及為所有人帶來國際化的發展與民主。要達成這些目的，必須專注於提昇個人及民族的尊嚴，他們必須明顯地受愛心所啟動，而置身服務於真理、善意、以及本性和超性的友愛中。」（73）
「事實上，人類自由與這些崇高的價值息息相關。傳播媒體在用來提昇普世對正義的探求時，能為此作出重大的貢獻，去促進人類大家庭共融的增長，及社會的愛心。」（73）
揭示真相，只關乎科技；揭示真理，則關乎倫理。總結一句，教宗明白指出，社會傳播工具在人類發展中的成敗，不是一個科技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問題。
結論
本篤十六世提到，「真正全球化進程的以及其基本的倫理要求，是來自人類大家庭的團結及人類向善的發展。因此，有賴可持續的委身，以推進個人為基礎及以社區及主導的全球性文化融合的進程，這進程也向超性價值開放。」（42）
「《民族發展》通諭頒佈四十多年後，『發展』這個基本主題依然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尤其在目前的經濟金融危機中，它更顯得嚴峻且迫切。雖然地球上某些從前為貧窮所困的地區，在經濟上及在參與世界生產方面，有了顯著的改進，其他地區卻依然生活在赤貧的情況之下，與保祿六世時的情形相若，甚至有些情形更可說是一個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引起這狀況的原因，早已在《民族發展》通諭中道出，譬如：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實施高關稅，阻止來自貧窮國家的產品進入富有國家的市場。另些原因在通諭中只被暗示，後來才較明顯地呈顯出來了。這正是對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去殖民過程作評價的情況。保祿六世那時期望它是一個自主的進程，在自由及在和平中完成。過了四十多年，我們得承認這條路是如何重重困難，一方面由於一些新型態的殖民主義的興起，以及舊的和新的強權國家的操控，另方面也由於獨立起來的國家內部嚴重的不負責任。」(33)
「最主要的新因素是：一個全球性的彼此依存經已來臨，這已被通稱為全球化。對這事保祿六世已預知一隅，然而它發展的規模及衝擊的程度，卻是出人意表的。這過程源自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卻自然地牽動了各地的經濟。它尤其推動了不少地區脫離貧窮，這本來是一個大好的機遇。不過，沒有了在真理中的愛作引導，這全球性的推進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損害，並在人類家庭中造成新的分裂。因此真理及愛把一個空前及富挑戰性的責任置放在我們面前，這固然是個非常大及複雜的責任。也就是說我們要擴闊我們的理性，使它能認識及引導這些新的發展，促使它向『愛的文明』邁進，這文明的種子天主早已散播在每個民族、每個文化中。」(33)
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領袖，在全球充滿相對主義之下，教宗很勇敢地提出，全球化的成功，與信仰幅度實在息息相關。「全球化是一個多面體及極其複雜的現象，人類必須在這眾多不同的幅度，包括神學的幅度中，掌握全球進程的多元不同性及其一致性。」（42） 人類未能正視將發展與信仰脫離所產生的惡果，正是目前全球化產生出種種問題的根源所在。
相信在讀畢新通諭有關全球化的段落之後，我們的社運人士將對自己的使命有更清楚的理解；我們要做的，是反對「全球化」進程中非人性的幅度；而不是勉強將「全球化」進程煞停。畢竟，全球化已是一項不能逆轉的過程，即使是反對全球化的民間抗爭運動，本身亦已充份「全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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